1956年的北京，冬天来得有些早。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院子里◁◁★，枯树在寒风中发出细碎的声响▽◁…。一个中年人拖着脚步，在劳动间隙悄声对同伴说=□：…◆“要是不来这儿◁，谁知道他干了那么多事◆☆？”同伴抬眼看了一眼远处那个戴着眼镜、神情阴郁的人•，低声回了一句●▼：“公安部档案里，早记得一清二楚。”这一幕，说起来平淡▼▼◆，却正好勾连起另一个时间与空间——贵州息烽监狱，以及军统特务周养浩那条一路向下的道路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周养浩这个名字■☆-，并不是他生下来就有的。公安部档案馆保存的材料中，多次出现“周名达”“周文豪”这些不同名字…☆•，串联起他的成长轨迹。从一个山区贫寒农家子弟，到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，再到功德林里的被改造对象▲□，每一步都有清晰的时间节点◁▽，也有一层层人格剥落的痕迹□。

　　1906年，浙江江山县后源村，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多了个男孩□◆，家里给他取名叫“周名达◇☆”。在当时的农村▽■，这样的名字算不上讲究，只是寄托个“出息”的朴素心愿。谁都没想到，这个孩子后来会在情报系统里混出一番名号△，只不过这份“名气”，写进档案后，带上的却是沉甸甸的罪责。

　　1918年，周名达考入省立衢州第八中学。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，家里为他凑学费并不轻松。中学几年，他开始接触更多的新鲜观念，也渐渐有了•▽“跳出农门”的念头。档案材料显示，在这个阶段，他第一次主动给自己改名，改成了★■“周文豪◁▷◁”。这个名字=△，不难看出带着一点少年人的轻狂和野心。

　　4年后■◁▷，他从八中毕业●•，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。教书在当地算是体面工作，生活虽然清苦，至少安稳。但待在三尺讲台上，他没多久就觉得憋屈••◆。对于很多有野心的年轻人来说，稳定未必是好事，更像一道看不见的围墙。很快，省防军指挥部政治训练班开始招生，这给了他一个新的出口●。

　　他报名参加了政治训练班▪。训练结束后，被分配到江山县政府工作，算是踏入了官方系统▽◁。这个阶段，他还只是一个基层小职员，线年。这一年，他被戴笠相中●，被吸纳进“复兴社特务处”。档案记载，他从内勤司法干起，逐步做到司法科长▷，越来越靠近情报系统的中枢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△-，到了军统体系里☆，他的性格也在悄然变化。早期同事回忆中，他外表斯文◆▷◇，言谈谨慎，属于那种“不动声色的人△”。但在军统这种氛围里▪▼，越是沉得住气、越会审时度势的人▼☆=，往往越容易往上爬•。周文豪很清楚，想在戴笠手下出头■•★，“手段”二字◇，比资历更要紧。

　　1941年★，戴笠决定调整息烽监狱的负责人◁■○，把原主任何子桢调走，派周文豪前往接任。也正是在这一年前后，他又一次改名——这一次，成了后来臭名昭著的“周养浩”。据说-◇•，这个名字取自孟子☆“大丈夫当善养浩然之气”那句古话。听起来很有道德文章的味道，但放在他的所作所为上□，只能说极为讽刺。

　　要理解息烽监狱里发生的一切-□☆，离不开前任主任何子桢的影子•。这座位于贵州山地的“秘密监狱”，从一开始就带着恐怖色彩。何子桢上任后○…◇，以“暴虐”著称，他要求牢房窗户统一用黑纸封死◁，能见度几乎为零=▽。犯人长期见不到阳光…，身上虱子横行▪◁，各种皮肤病不断，气味难以想象△▪★。

　　不仅如此▼，他还严格限制放风，基本不让犯人出门☆。息烽监狱里潮湿阴冷，空气不流通▽■，时间久了●◆▲，牢房宛若一口闷罐。对关押的党员和进步人士来说▷▽◆，这不仅是肉体折磨，更是精神上的摧残。档案材料中=•，有关这段时期的控诉比比皆是=。

　　何子桢的残忍，甚至连一向手段阴狠的戴笠都觉得-“过了头”。1941年●…-，戴笠作出调整◁◇•，把何子桢调离息烽，改派周文豪（即周养浩）接任主任。这一变化■▼，表面上带来了一些“改观◆▲”•■▪。周养浩上任后，不再一味用黑纸封窗=，适度开放了一点放风时间，对外宣称要“改善管理△，讲求规矩△•▷”。

　　不得不说=▽，这种做法在当时确实能蒙住不少人的眼睛◁■=。与何子桢那种直接•…▼、粗暴的暴虐相比，周养浩显得•■▽“懂分寸▪◆”。他会在外人面前谈“制度◇▲•”◆◆“程序”▼▽☆，稍微给一些犯人一点缝隙，让他们以为情况有所缓和。有些到访的外界人士，短暂停留后，只看到表层变化，还真以为监狱“人道了一些”●。

　　然而，公安部档案里的细节说明，所谓“开明”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施压--•。监狱的整体环境没有根本改变◆，审讯手段依旧残酷，只是手段更加隐蔽•◇◁，更加注重“效率”◁▪▪。在这种背景下◇，许多关押在息烽监狱的地下党员、爱国人士□■，依然在无声无息中被折磨、被处决。

　　1940年，著名地下党员张露萍被军统逮捕，关押在息烽监狱。她的名字在随后十几年间多次出现在档案里。张露萍出身军阀家庭，是四川军阀余安民的女儿，却选择走上革命道路。她奉组织之命从延安赴重庆▽□，打入敌人腹地工作。这样的背景●-，在军统眼里▲，是必须严防严控的…▷◁“重点对象□•”。

　　1944年冬天▪，息烽监狱内的风声格外紧△★。档案记载，正是在这一年，周养浩下令，将张露萍秘密处死。行刑时，第一枪并未击中要害，年轻的女员带着极度的仇恨看着刽子手。据后来的口述材料中，有人记下她临死前的话：△○“再补一枪！”在第二声枪响之后□，她倒在血泊之中◁☆，年仅24岁=-•。

　　从时间线来看-■，周养浩在息烽的=◁▽“主政期”，恰好与抗战后期、国共斗争复杂交织的几年重叠。他对地下组织的打击◁，不仅执行上级命令，更有他个人的残酷倾向==。长期掌控监狱生杀大权，使他逐渐习惯于把他人命运看成可以随意摆弄的东西◇，走到这一步，也就不难理解他后来在监狱内对女犯人所做的一切。

　　息烽监狱虽然名义上是军事、政治犯监狱…，实际上关押对象相当混杂，其中不少女犯人身份复杂。有的是地下党员，有的是进步学生△…◁，也有一些被牵连、甚至仅仅因为出身背景或关联问题而被关押的妇女。在封闭的环境里•▪，掌权者的性格如何，往往直接决定这些人能否活得像个人。

　　周养浩在监狱内，从一开始就把自己当成△“土皇帝”。尤其是夜深时分，他常以“谈话”“审讯”为由，让守卫把某些女犯人单独提出来☆。档案中有详细记录▽■▲，管教和值班人员也在多年后作了情况说明■…，这些材料勾勒出的◁○▷，是一幅相当丑恶的图景。

　　一名姓陆的女犯人，因为长相较为出众，被他“特别关照◁”。开始是频繁叫去“了解情况”，时间一长，监狱里人心知肚明。权力悬在头顶，对方又是监狱主任，女犯人既无申诉渠道-▼，也无抵抗空间•▪，只能在屈辱中忍受。周养浩一旦厌倦，便不再过问她的死活。

　　不久之后▲，一位姓莫的女犯人被押进息烽。相比姓陆的那位，这位女犯人更为年轻▲、样貌更为出挑▽★○，很快引起周养浩注意。他很快“弃旧迎新△=■”，把心思转移到她身上。档案记录中提到△▽，这名女犯人被他多次召见，最终被迫屈从。时间不长，她便怀孕了。

　　问题随即出现•△。对于一个身居要职的军统高官而言，让女犯人怀孕，哪怕在内部■，也是很难说得过去的事情△▽。他没有承担任何责任的打算，只想着尽快“抹平痕迹”。于是，他强迫监狱里的医生郭尚贤出面，采取用药打胎的方式解决。郭尚贤心中清楚这件事的性质○，却又身处军统体系，不敢违抗，只能照办。

　　打胎对身体的伤害，自不必多说，更不用提那种心理上的折磨。可惜的是，当时身在高墙之内，这位姓莫的女犯人连留下只言片语的机会都极少。她的遭遇…▲，主要通过后来查证-▲、走访-、档案佐证，才一点点被拼接出来。不得不说▼，最让人感到压抑的地方▽▲，恰恰在于这种“连哭都没有回声•…▷”的无助◆▽△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▷◇，到了周养浩审查、改造阶段☆▽，这件事成了审讯人员追问的重点之一。他一开始矢口否认，试图以“政治需要”▷▼◇“工作关系”模糊处理…。但随着多方证言对照，他的谎言一层层被拆穿•，最终只得承认，自己确实以主任身份多次侵犯女犯人，还强迫医生打胎。

　　然而☆★，祸害远不止这一两起个案。档案里还写到他与另一位女犯人——会演戏的周大全——之间的纠葛■▪。周大全原本是文艺界人士，被捕后关押在息烽。她能歌善舞，平时演戏能活跃气氛，在军统内部活动中也曾被临时拉去表演=。这样的背景▲••，又一次引起周养浩的▪“兴趣○”。

　　一开始，他照旧借“谈话▼”为名接近她●，随后发展到强迫关系。不同的是▷，这一次，他并没有满足于短期的占有……，而是逐渐将她纳入自己的…●“私生活▪★”当中。后来，他甚至逼迫周大全以“小老婆☆△”的身份，长期跟在自己身边。对外，他仍是军统官员，对内，他把一个本应受法律保护的在押人员，变成供自己驱使的“家中人”。

　　这种行为，在任何时代都谈不上有一丝合法性可言，但在当时军统体系内部，类似的事情并非孤例。然而，息烽监狱的特殊之处，在于它是政治犯集中地，许多被关押的，是有明确信仰、有清晰立场的女性。她们在双重压迫中所承受的痛苦，普通监狱难以相比，这一点-，从后来大量材料中也能看得出来△-。

　　1949年12月，局势已经彻底倾斜•。蒋介石政权败局已定，大批军政高级人员退守西南。随着重庆、成都相继解放，昆明成为最后一个重要落脚点之一。滇军老将卢汉在这个节点上，选择了起义，这一决定直接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★△▪，其中就包括周养浩。

　　当时，许多高官集中到昆明机场，准备坐飞机逃往台湾。蒋家王朝在大陆的残余力量●，正试图通过这一条空中通道保住自己的一线机会。就在飞机即将起飞之际☆•◆，卢汉下令起义部队控制机场，捉拿准备外逃的顽固分子。昆明市警察局也迅速行动▽，派人进驻机场协助抓捕△。

　　公安部档案中有一段颇为生动的记录：昆明市警察局外事科的一位科长奉命前往机场，准备逮捕周养浩，却被空军总站的蒋站长百般刁难，借故推诿。局势瞬间紧张起来。卢汉得知情况后•-▽，指示由昆明市公安局局长李志正亲自带队，再去一趟机场。

　　到了机场，警察们把候机楼-、机坪、周边区域反复搜查了一遍●，却始终找不到周养浩。有人猜测▽◇▷，他可能提前得到消息，换了其他交通工具逃走■•。李志正没有轻易下结论，他冷静分析后认为•，以当时昆明交通状况、时间跨度来看，周养浩大概率还在机场附近▼▪，只是藏得比较隐蔽。

　　于是，他果断下令，以机场为中心扩大搜索范围，尤其注意那些不起眼的角落。就在这个过程中▽●，一辆破旧的小汽车引起了其中一名警察的注意。这名警察上前走了几步▲▷，半带试探地喊了一声■○▽：“周养浩！○▽▷”话音刚落，从车里探出一个脑袋，下意识看了一眼▼△，随即又缩了回去☆•。

　　这一反应▪◇◆，基本坐实了身份▲。警察们迅速上前，把车里的人拖出来▼，带到李志正面前。经辨认，这个原本打算悄悄溜走的人▼□，正是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、曾任息烽监狱主任的周养浩。就这样-▷•，他从准备登机逃亡，到被人从旧汽车里揪出◇，时间不过短短一阵工夫。

　　被捕之后，他被押往重庆白公馆羁押审查▪☆=。很多军统系统的骨干人物●，都在这里集中关押…□。周养浩起初自以为手中“有分寸”◁▼▷，审讯时嘴很硬•□◇，能不说的尽量不说，对许多具体问题避重就轻。审讯人员则不急不躁，一步步拿出证据、证言，让他很难彻底抵赖。

　　有一件小事，后来在材料中被反复提起。有一次审讯结束后，他被押回牢房途中，无意中看到沈醉写的材料。其中，有内容揭发他在息烽监狱期间的种种行为▪★★。他当场脸色大变▲，回到牢房后与沈醉大吵◇…◆，一度动起手来，关系闹得极僵=-◁。这一插曲，从侧面反映出，他对于同伙○“开口”有多难以接受=□。

　　随着时间推移，审讯方式从单纯追责，逐步转向甄别-、改造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对于战犯和原高官，整体政策是▷○▲“区别对待、分批处理•★△”。一些罪行较重但有改造可能的，会被集中送往专门的管理所进行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。1956年，周养浩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进入这一阶段。

　　在功德林，他的态度与最初相比有了明显变化▷。起初仍旧狡辩•●●，不愿触及自己的性犯罪、滥杀一类问题。可随着形势日益清晰，加上身边不少人开始认真反思，他也逐渐意识到•，过去那套油滑☆▼、遮掩的习惯，在这里派不上用场▲★。在管理人员多次谈话引导下•▲，他开始系统交代自己在军统、在息烽监狱期间的活动，包括具体迫害对象•、时间节点、操作方式等▼○。

　　公安部档案馆后来整理的材料中，许多关于息烽监狱内部情况的细节，正是来源于他在功德林时期的交代。这些内容▼★▽，经与其他战犯证言●…○、遗留文书、幸存者回忆互相印证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事实链。不得不说☆○◇，这也是他在漫长改造岁月中•▼，少有能称得上“有价值”的地方。

　　时间来到1975年●。根据国家当时的政策安排，部分经过长期改造▽■■、确有悔罪表现的战犯，得以被特赦•◁。周养浩被列入最后一批特赦对象之中。特赦后，他本意是前往台湾◆，但台湾方面对这位过去的军统高层并无兴趣，将他拒之门外•☆。几经辗转▼，他最终去了美国，远离曾经的权力中心。1990年，他在异国病逝，结束了自己复杂而沉重的一生。

　　从1906年的浙南山区，到1940年代的息烽高墙△◇，再到1950◇、60年代的功德林院落■，最后在1990年的异乡病床上画上句号，周养浩的一生◆★▽，在时间线上并不算格外漫长，却恰好横跨旧中国、抗战△、内战、新中国成立等关键节点。他在不同阶段所做出的选择，层层叠加▷▽•，最终形成了公安部档案馆里那一摞冰冷的记录。

　　其中关于祸害女犯人、逼迫打胎-◇、强纳“小老婆=”的篇章，并非单独、孤立的“私德问题◆☆”，而是他在监狱权力结构中恣意妄为的集中体现。息烽监狱那些曾经被黑纸遮住窗户▽、被剥夺阳光的日子○▲◇，正是理解这段历史最直观的背景□=。那些名字或许不为人知的女犯人•○▲，连带着张露萍这一类有明确记载的烈士○☆■，共同构成了这段历史最不忍翻看的部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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